虽然嘉靖时期,佛教因为皇帝崇信道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,但隆庆帝信仰佛教,并在登基后纠正了嘉靖崇道灭佛的政策。至于他的两位妻子,则崇佛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尤其是李太后,原时空她的崇佛活动,直接在晚明时期让佛教兴盛到了隋唐之后的最高峰。
在隆庆六年,刚秉政的慈圣太后会同冯保、国公朱希忠等权贵,向皇姑寺布施了一口大钟。皇姑寺历来与崇佛的明代宫廷关系密切,李太后布施大钟实际上是向天下展示了当政崇佛的风向标。
李太后带头之后,立即在本就有一定佛教基础的天下掀起了崇佛的风潮。“京师内外,多置梵刹,动费聚万。”朱翊钧穿越过来后,将李太后用内帑修造梵刹的兴趣转向了蒙古、宁夏和西藏等地。但汉地权贵为了巴结慈圣,布施寺田、金银,远超内帑在边地的投入。
万历二年,礼科给事中梁式题《禁左道三条》,其中言:“今各处大小寺院庵观,不可计数矣......淫祠煽惑于民风。”又言“异端粉饰声容以诳惑愚俗,未有如今日之盛也。”——若不是朱翊钧拦着,李太后恨不能宰了他。
李太后对给事中可以喊打喊杀,但对张居正就不敢这样了。作为套着儒家皮儿的法家门徒,张居正是绝对意义上的无神论者。
在张居正的支持下,礼部连发“禁左道”之令,重申日渐崩坏的太祖《申明佛教榜册》,狠刹佛门无序发展的歪风。而万历初年的慈圣太后,对佛教本义也不是很清楚——拿内帑修碧霞元君的娘娘庙就是明证。面对当时佛门“逾越礼制”、“奢侈稥蘸”的歪风也甚是反感。因此,对张居正有理有据的压制不再反对。
朱翊钧逐步掌握大政之后,李太后有了大量的时间礼佛,且深入的学习佛法,她比原时空更早的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
而中国的宗教,从未取得过中世纪教皇国那般崇高的地位。佛教徒无不深知,“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”,“沙门所作一切佛事,无非为国祝厘,阴翊皇度。”对自己的发展必须依靠皇权是心知肚明的。
作为皇帝的亲生母亲,慈圣太后受到佛门的高度重视。当时名显天下的高僧,无不以到宫中讲法为最神圣的使命。
万历元年,慈圣以“保国选僧诵经”为由,由僧录司宣召高僧入宫讲法,憨山即在其内。
憨山幼时颇有慧根,入法门修习佛法前,其师祖见他聪慧,反倒让他先深研儒家、道家诸般法门,世事洞明的学问也让他学,人情练达方面更有言传身教。
如此一来,憨山剃度后如同开挂,一路勇猛精进,很快闯下偌大的名头。因他深谙世情,为李太后讲法时既能通俗易懂,又能鞭辟入里,将居士修行法门和境界讲的清清楚楚,李太后大悦。
万历五年春天,憨山在修行中发愿,以皇帝当年刺血抄经,为太后祈福为榜样,刺血泥金写经,来报父母深恩。慈圣知道后大受感动,觉得憨山身体力行,打破了“佛教徒抛弃父母家庭,才能断绝尘缘”的谣言,命朱翊钧以皇帝的名义“赐金纸以助”。
同年秋天,紫柏、妙峰、憨山三大高僧,在五台山举办盛大的祈福法会,祝祷皇帝子嗣绵长。这事儿更对上了李太后心思,她除了赞助布施之外,还发愿要在五台山上修建释迦文殊舍利宝塔,来保佑第一个皇子的降生。
到了年底,庄静嘉怀孕的消息确认。李太后可不管亲儿子做了多少努力,立即认定这是五台山法会的作用,在崇佛的道路上越陷越深。
等到了庄静嘉要生产时,李太后焉能不找最信任的高僧护法?因此,紫柏和憨山受命,从五台山返回,在已经完工的仁圣寺日夜诵经祈福。等皇后顺产,李太后对朱翊钧说:“看吧,高僧念经,你媳妇顺产,你还能说什么?!”朱翊钧听了,哭笑不得。
但是美中不足的是,李太后认为荣昌公